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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巨大的元素”，尽管可以有更为根本的解释(例如诗与世界的同构元素)，但具体到一首长诗，我想是指其原始或深层的动机。长诗的动机相对于短诗更为重大(同时更为复杂或更具有超个人性)，这也是二者相区别的首要一点。
但是并不存在什么抽象的“重大”动机，它也不可能孤立地涌身于诗人的意念之中。所谓“重大”的动机是诗人相关经验和思考的结晶。它与其说扎根在个别诗人心中，不如说扎根在他的命运，他所置身的时代，以及他的全部历史和文化视野之中。因为只有后者才是他意识和判断某一动机是否“重大”的真正依据，并构成促使动机发展的压力。这也就是海子之所以会把所谓“巨大的元素”说成似乎是外在于他(他只是“迫不得已”听从了其“召唤”)的原因。
假如我们不是把海子的辩白仅仅当成他个人的声音，而是想象成众多的声音、集体的声音，想象成一个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曾在深重的压抑下噤语，或在意识形态的喧嚣中失语的民族和它的诗歌不得不通过诗人发出的声音，那么，就不难理解这十多年来长诗为什么会出现勃兴的局面。这里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诗人还在有意无意地试图充当“民族的代言人”，或福柯所谓“普遍性的发言人”──不！这种过时的神话对今天的诗人早已没有任何吸引力了；我的意思仅仅是说，那些在诗人们的意识─无意识深处涌动的语流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严重性，而他们“迫不得已”的个人表达无论采用什么方式，都和一个民族及其诗歌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境遇，包括其隐痛、疾病、追求、困扰、思考、梦幻、哭泣和雄心有关。
